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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升高的最主要原因，是国人的预期寿命在这50年间明显提升的缘故。其中，年龄增长是癌症发生的最大危险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癌症的发生是人们追求长寿而必然导致的副产品。”在第30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2024年4月15日～21日）期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肿瘤科主任梁晓华告诉第一财经。 梁晓华称，影响癌症发生的次要因素则是生活方式，比如，肺癌的发生与吸烟有明确的相关性，肠癌的发病增多也与饮食习惯改变有关，而胃癌、食管癌、宫颈癌发病率的下降也是与生活习惯和卫生条件改善相关，“为此，癌症防与筛的策略，需要将上述基本因素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日前于《中华肿瘤杂志》上发表的一份《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下称《情况分析》）研究文章称，2022年，我国肿瘤新发病例约482.47万，其中，肺癌在男、女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顺位中均居首位，其次是结直肠癌、甲状腺癌；该分析与国际肿瘤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GLOBOCAN 2022中国数据一致。 当前，我国癌症防控体系正在面临哪些转变？基层医疗机构如何防癌？癌症筛查还有哪些亟待突破的难点？ 基层如何防癌 从上述《情况分析》的详细数据来看，肺癌在2022年的新发病例为106.06万，占全部恶性肿瘤的22.0%，其次是结直肠癌、甲状腺癌；同时，食管癌、胃癌、肝癌等消化系统肿瘤发病率有所下降，结直肠癌从男性发病率的第4位上升至第2位（与2016年相比），前列腺癌患病人数则有所上升。 《情况分析》还显示，不同城市人群的患癌病种也各有不同。如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地区，甲状腺癌发病率靠前，食管癌、子宫颈癌发病顺位相对靠后；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的鼻咽癌发病率较高。 第一财经梳理发现，我国绝大部分癌症筛查属于公共卫生项目，且通过中央或地方财政拨款来支持和推进落地，比如淮河流域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等。截至2022年，我国癌症筛查已覆盖30个省份75个城市，病种则覆盖肺癌、上消化道癌（食管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宫颈癌、鼻咽癌和口腔癌等9个病种。 “我国癌症筛查的策略和方式，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梁晓华称，这些因素包括不同地区的癌症发病情况，所采用的筛查手段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以及筛查方式的便捷性和经济性。 梁晓华建议，一方面，不同地区可以根据各地的癌症发病谱选择发病率高、对寿命危害较大、早诊早治可以大幅提高生存期的瘤种作为群体筛查的主要瘤种；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各地经济条件和社会负担能力，来划定一个合适的、宽严不等的高危人群作为免费筛查的人群。这些则可以通过高性价比的筛查策略来达到明显增加社会福祉的目的。 “肿瘤的筛查策略，不仅仅是医疗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院应该成为癌症筛查的基本力量，也是需要重点提高的筛查队伍，需要政府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在人才培训和设备配套等方面需要给予重点支持。”梁晓华补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王凯峰告诉记者，近年来，不少肿瘤患者及家属对于疾病的整体认知有显著提升，定期体检的意识也很强；而随着科技进步，许多早癌筛查手段也更进步了，除了各类指南中提到的基础方法，一些精准化、多样化的工具逐步体现。 “比如，临床层面也会采用NGS（高通量基因测序）来辅助诊断（包括寻找基因突变的靶点）一些难治性的肿瘤疾病，从而帮助医生早发现癌症，并提早介入治疗；而人工智能（AI）技术与生物标志物筛选、成像分析等方面结合，还能进一步提升癌症筛查的效率和准确率。”王凯峰说。 对于癌症筛查在基层的落地，王凯峰表示，首先，筛查的工具要简便易行，不需要用太复杂、高精尖的设备，方便医生携带，可以积极展开工作就好。其次，不同地区需要“因地制宜”开展筛查，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讲求一定的精准性、全流程性，而西部地区或更需要实用、经济的方法。 “再次，筛查方法要对人群友好，包括要把握好抽血、采集组织的量，以最小限度地降低人群的痛苦。一些地区的大型三甲医院、中级医院都开设了防癌门诊，逐步推广肿瘤的精准诊断和后续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治疗，这都是未来很好的发展方向。”王凯峰说。 积极应对挑战 业内人士称，我国癌症筛查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一定难点。这包括：适宜我国人群的筛查策略仍需高质量证据支持，筛查技术的可推广性有待验证；传统筛查技术灵敏度、特异度仍较低，新型筛查技术成本高昂，人群应用受限；新的危险因素逐渐发展成主要威胁，高危人群定义需要进一步细化等。 为此，国家癌症中心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青表示，近年来，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针对生物标志物等相关组学数据的分析、叠加得以实现，肿瘤高危人群也可以被准确识别，通过更多数据积累，才有望能形成更精准的肿瘤风险预测模型。 如何解决难点？王凯峰也表示，尽管癌症筛查技术一直在不断优化，但实际上还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比如一些针对家族遗传的、个性化的肿瘤风险预测工具，病种背后的发病规律、基因突变的靶点仍需不断探索；同时，随着人类生活环境的变化，相关预测模型也需要动态更新。 “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大模型，将肿瘤的临床检测证据、基因检测证据、影像学检测证据等归整起来，并辅以AI技术，来提升肿瘤筛查的效率；这些数据背后的隐私安全、临床验证也需要同步纳入考量。”王凯峰说。 事实上，近年来，深圳、天津、汕头等地将癌症筛查服务纳入了当地的“惠民保”产品，参保人可以免费领取肝癌、肠癌、胃癌等任意一种癌症筛查快检产品；也有不少用人单位将癌症筛查项目纳入员工体检套餐，作为一项特殊的工会福利。 “但值得注意，目前市场也存在一些乱象，包括一些非正规医疗机构提供的癌症筛查，其本质目的或是以免费的癌症筛查来捆绑后续的导流服务；也有一些第三方检测机构，其检测质量或存在一定问题，这包括灵敏度、特异度不高，检测结果不准确，这会直接影响患者的后续诊疗方案，也会给医疗机构带来一定的混乱和浪费。”上海交通大学-耶鲁大学卫生政策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大海表示，可以由相关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等联合进行“负面清单”的制定，将一些检测质量不合格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排除在外。 “癌症筛查还需要符合伦理学，这意味着，尽管不能完全排除经济负担的影响，但是也不能完全以之为导向；同时，癌症筛查所用的手段、工具理应简单可操作、精准度高，且对人群的损伤程度最小。”赵大海说。 |
